东西问 | 文明根性特别策划（二）之一：王绍光：“人民至上”为何写入中共第三个历史决议？

　　(东西问)文明根性特别策划(二)之一：王绍光：“人民至上”为何写入中共第三个历史决议？

　　中新社北京1月23日电 题：“人民至上”为何写入中共第三个历史决议？

　　——专访香港中文大学荣休讲座教授王绍光

　　中新社记者 安英昭

　　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日前审议通过《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》，将中共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总结为“十个坚持”，“人民至上”居突出位置。

　　香港中文大学荣休讲座教授、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王绍光近日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独家专访时指出，中共的人民观不是抽象的、一成不变的，而是因应不同发展阶段而不断变化的。中共从建党之初就开始重视人民，发展至今上升到“坚持人民至上”的理念，成为其非常关键的经验。

　　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：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从《尚书》记载“民惟邦本”到明清“仁学”盛行，民本思想对中国古今政治发展起何作用？

　　王绍光：“民主”一词在中文里比在西文中出现更早，最早见于《尚书》，约成书于距今3000多年的战国时期。西方“民主”概念关注“谁来做主”，而中国传统“民主”概念关注的是“为谁做主”的问题。中文“民主”的最早含义，主要源自《尚书》记载的“民之主宰者”。

　　但并非所有身居大位的人都具备担任“民之主宰者”的资格。战国中期的孟子主张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，他认为“惟仁者宜在高位。不仁而在高位，是播其恶于众也”“天子不仁，不保四海；诸侯不仁，不保社稷”。可见，中文“民主”的最早含义是指施仁政、得民心的“民之主宰者”。

　　明末清初，黄宗羲在《明夷待访录》中提出“天下为主，君为客”；强调官员应“为天下，非为君也；为万民，非为一姓也”。这部政治专著比西方首先宣扬“主权在民”思想的卢梭《社会契约论》早整一百年，故后世也将其誉为“中国的《社会契约论》”。

　　鸦片战争以后，还有不少人直接从古代思想资源里挖掘治国理政方式，他们多以“三代”(夏、商、周)作为理想，强调“民本”“询谋佥同”“通上下”。1840年代林则徐主持翻译《四洲志》、1856年英国传教士慕维廉编译《大英国志》，在理解、介绍欧美政治制度时，不约而同都使用了《尚书·虞书·大禹谟》中的“询谋佥同”(意指遇事通过咨询和商议最后达成意见一致)。近代思想家、报人王韬认为，西方议会“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”；郑观应主张，中国应“上效三代之遗风，下仿泰西的良法，体察民情，博采众议”。

　　今天有些人会批判他们“以西方制度有中国根源”，我倒不这么看。他们从中国古代典籍中发现“为谁做主”的思想资源，对今天治国理政也是有用的。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您曾指出，在民主实现方式上，西方更关注“公众参与”而中国更强调“群众路线”。差异是什么？

　　王绍光：西方“民主”一词出现在约2400年前，原意类似于“人民当家作主”。遗憾的是，西方从来没有实现过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，只是一种可望不可即的理想。很多西方学者著书直言“西方没有民主传统”，从古希腊到20世纪初，“民主”在他们眼中都是一个“坏东西”。

　　在整个19世纪的西方文献中，“民主”一词出现的频率相当低。法国学者爱弥尔·法盖(Emile Faguet)曾感叹道：“几乎所有19世纪的思想家都算不上民主人士。在写作《19世纪的政治家与道德家》一书时，我曾花了很大功夫，希望找出哪怕一位民主人士，以介绍其民主理论；但最终一位也没找到，真让人扫兴。”

　　“民主”真正被西方社会广泛接受，还要到20世纪以后，且是类似于熊彼特提出的“最低限度的民主”。那是一种形式上的民主，民众只要有权在数个精英集团中挑选由哪个集团来统治，就是“民主”的。在这种民主模式下，人民无法当家作主，因为不存在整体的“人民”，“人民”的作用只是每隔几年选出一批政客为他们作主。

　　在民主实现方式上，西方政治学关注“公众参与”，中国则更强调“群众路线”。“公众参与”是形式民主的典型，其假设所有人都有同样的参与能力，都对政治有同等的影响力，就像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一扇“弹簧门”，决策者在里面，公众在外面。公众有权推开那扇门，参与屋内的游戏，但决策者却不会走出户外，而是坐等民众参与。大量实证研究发现，“公众参与”是一个没有依据的假设，因为政治参与是完全不平等的。

　　雅克·巴尔赞在93岁高龄时说道：“在西方真正民选的政府中，这一制度已经离它原来的目标和运作模式渐行渐远。首先，选民投票率大为下降；国家大选的胜出者常常是以不到选民人数一半的票数当选的；人民已不再为有选举权而自豪。这种漠然出自对政治家的不信任和对政治的轻蔑，尽管这两者正是代议制政府的机构。政治成了贬义词，被冠以此词的行动或机构被人们嗤之以鼻。”

　　中共的群众路线则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，又在实践中创造出“人民至上”的理念，其逻辑与西方“公众参与”几乎恰好相反。它强调，无论哪一级别的决策者都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，而且还形成了一套制度，包括驻村干部要与基层民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等。这里暗含一个假设，既然民众对决策的影响不同，那么决策者就要主动接触那些最底层、生活最困难、发声能力最弱的社会群体。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突出特征，这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有何相似之处？对中共的人民观产生了怎样的影响？

　　王绍光：青年马克思曾经试图探索一种“真正的民主制”，但成熟的马克思最终以探索“人的解放”为目的。他提出“普遍的人的解放”的主体力量是无产阶级，强调“人的解放”涵盖政治解放、社会解放和个体解放三个向度。正如高放教授所概括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“人的解放学”。

　　中文语境下，“人民”是由“人”和“民”两个语素组成的复合词，二者原来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，“人民”这个概念的出现则只有大约百年的历史。1920年，陈望道翻译《共产党宣言》时将“People”译为“人民”，此后共产党人翻译的《共产党宣言》均沿袭这一译法。但在中共早期文献中，“工农兵”“无产阶级”的出现频率更高，因为彼时工、农、兵就是人民的主体。

　　中共真正提出系统的人民观，是1935年的瓦窑堡会议。会议通过的《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》中“人民”一词出现了57次，超过此前7年中共文献的总和。毛泽东在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》中，确定了中共人民观的四个基点，即“人民”的内涵、外延、主体、数量。在不同历史时期，人民的内涵、外延可能会变，但其主体地位和占最大多数的数量不会变，这是中共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体现。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中共百年历史上第三个《决议》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？坚持“人民至上”写入决议有何现实意义？

　　王绍光：总体而言，三个《决议》都是通过总结历史经验，形成对未来的指导意义。中共一个很好的传统，就是每过一段时间就对过往的经验做一次梳理和总结，有利于凝聚共识，团结一致向前看、向前走。

　　1945年，中共七大前通过的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中，“人民”一词出现了59次。当时的背景是抗日战争即将胜利，中共因此发出争取全国解放的动员令。1981年，中共十二大前通过的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中，“人民”一词出现了193次。当时的背景是改革要从农村“进城”，中共因此发出改革开放的动员令。

　　2021年，中共二十大前通过了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，发出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动员令。此次《决议》中，“人民”一词出现了249次，更重要的是，《决议》将中共百年历史经验总结为“十个坚持”，第二便是“人民至上”，其中的历史意义不言而喻。

　　中共从建党之初就开始重视人民，发展至今上升到“人民至上”的理念，成为其非常关键的经验。第二个《决议》对第一个《决议》的评价是“统一了全党的认识，加强了全党的团结，促进了人民革命事业的迅猛前进和伟大胜利”，现在可以说第二个《决议》也是如此。第三个《决议》也会产生这样的作用，未来30年再回头看的话，它的历史意义会更加清楚。(完)

　　专家简介：

　　王绍光，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，香港中文大学荣休讲座教授。他于1982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士学位，1984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，1990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。他曾在1972-1977年任教武汉市堤角中学，1990-2000年任教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，1999-2017年任教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，2017-2020年任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、苏世民书院。他已出版中英文专著与合著约40种，并在中英文刊物上发表数百篇文章，其研究兴趣包括有关民主的制度史与思想史，比较治理等。